在每一年年底节目改版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个问题，

就像去年改版时我跟我们新闻广播的同事们说的一句话：为什么在每次改版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事都要重新归零，而在每一年新版节目推出的时候又要从零做起？如果如此往复循环，我们的职业生涯到底能走多远？我们的主持生命到底能有多长？而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又能为听众、为自己留下什么？

每一次的改版，不论是听众还是我们的领导都希望能够沉淀下更多的好节目！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大多数的节目缺少被沉淀下来的足够的理由？当又一个崭新的元旦来到的时候，当我们在又一个崭新的节目中问候我们的听众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位同事是对这崭新的一年充满希望的！是对这个崭新的节目充满期待的！但到又一个年底的时候，又有多少同事会满怀信心的对待新一轮的检验呢？这信心的最大源泉一定是来自听众对节目的极大热爱，是来自节目良好的社会影响力，是来自专家和同行们对节目和自己的高度评价及认同。那经过一年的努力付出，又是什么使我们多少缺少了这些认同和美誉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在每一年结束的时候回望、思考或者审视一下自己的又一个365天？我曾经跟不少我的同事们交流过，我觉得作为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主持人，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成本。当我们一年又一年的寻找自己又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们付出了最值得珍贵的时间成本！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也许是多方面的，我无法为大家穷尽其原因。但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印象深刻，也许我们起码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答案。记得几年前，受台里委派，我们的一位同事去北广（现在的传媒大学）参加培训，回来之后，很认真的跟我谈了一下，对自己当时主持的一档在听众中颇受欢迎的节目表示了一定的忧虑。其缘由源于在培训中接触的两位台湾资深主持人。这两位台湾同行当时在所服务的电台做培训工作，本是以学生的身份到北广学习更多经验，以更好的培训他们的主持人。但恰恰大家从这两位前辈那里学到了不少。其中她们说到的一个理论令我的同事深受触动。这位台湾同行说，在一个电台中，有一部分的节目是服务于公众的，较大比例的节目是为了取得商业收益的，而只有很少的节目是能够深入心灵的，是有灵魂，是会让人久久、甚至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作为职业主持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如果能做出这样的节目才是无愧于自己的。也许台湾的电台属性以及体制跟我们有很多不同，但其中的道理却可以让我们有所借鉴。这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两件事：去年，一位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找到我们说，是否可以在夜间合作一档节目，他们有信心把电台夜间的潜在市场挖掘出来，但前提是要我们请出那位使他在大学时代爱上了广播，并影响了他现在的人生选择的主持人。还有，常常被一些刚见面的朋友问到某一位主持人现在在做什么？问这些问题的人大都是因为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这位同仁的节目给了他们很重要的支撑，甚至影响他们至今的人生的某个决定是因为那档节目。的确，影响了自己人生的那个人、那档节目，我们又怎么会忘记呢！那么，我们的节目在影响着谁的人生抉择呢？会影响着某些，哪怕某个人的人生吗？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各种类型的节目都可以发挥影响人生的作用。因为在任何节目中，甚至我们在话筒前的任一句话都在传递着信息，透过这些信息更在传递着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去北广学习的这位同事跟我说，希望在自己的节目中，不止给大家娱乐的机会，而希望通过听众对主持人的喜爱给他们更多……我非常赞赏这位同事的想法，同时这件事也给我很深的启发和触动。

到底是什么样的节目能够深入人的心灵，能够不被忘记，能够得以沉淀？我起码找到了其中一个答案。那就是，那些节目除了很好的节目内容和更有创意的形式以外，一定处处渗透着和传递着价值、文化和责任；那些节目中沉甸甸的思想力才会产生 影响人的力量。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对节目简单作以解剖。节目应该由三个层面构成:最表面一层应该是它的形式；决定其形式的第二层应该是内容；而决定内容和形式的最本源层面应该是思想、是价值观、是文化。

那么，我们的节目是否缺失了某一层？！

首先我们应该是个思想者。我们处在一个需要自己不断加快速度的时代，不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我们也因此常常只顾低头赶路，而忘记了停下来，抬起头思考一下。所有的行动都源于思想。我们恰恰忘记了应该经常反思、总结和梳理一下过去，同时眺望一下未来，考量一下方向。我记起新闻界的一位前辈说：记者的笔，是“思考的笔”。我觉得不仅记者，我们主持人以及所有的传媒人都应该有一只“思考的笔”。我们应该常常问问自己，我们在话筒前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自己思考的结晶吗？只有信息的提供，没有思想的给予，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思考的前提一定是学习。没有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东西，我们拿什么去思考？又思考什么呢？学习力、思考力是我们的节目获得影响力的基础，而当我们成为一个思想者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闪耀更多智性的光芒。正像我们的同事王骁为新闻广播做的文案：思想有多远，我们的声音就有多远。

我们还应该“想总理想的事”。或者，作为地方媒体，最起码我们应该“想市长想的事”。高度和胸怀决定视野。这个高度，并不主要指地位的高低，而是人精神境界的高度。特殊的职业特点需要传媒人有一种俯仰天地的情怀，悲天悯人的境界，以及大彻大悟的智慧。我们想明白了市长想的事，就不会再认为GDP和CPI太晦涩，就不会再因为我们衣食无忧而认为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率跟我们毫无关系，就不会在节目中只从自己有限的视角出发，判断评说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记者、真正的新闻人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在巴格达还是在大连，而取决于我们的胸怀。我们的职业特点会让我们有很多推动社会或大或小前进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发现和把握它，其实又取决于我们的心里装着谁。去年在《行风热线》三周年的时候，我们梳理之前积累的一些素材，听台领导和然生说起一件事。有一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听众，因自己承担当时最低30%的首付款太吃力，希望《行风热线》节目给予帮助。这本是这位听众提出的个案问题，但大家意识到这有可能不仅是这一位听众所面临的问题。经过调查了解和多方协调各相关部门，《行风热线》最后促成了我市经济适用房最低首付款由30%下调至了20%，对中低收入家庭实现“住房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政策也一直沿用至今。也许《行风热线》节目有其特殊性，但其他有影响力的节目也应该具有同样的力量，我相信我们会举出很多的例子。关键在于节目在还没有产生那么大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是否首先有了那样的胸怀和视野！我们的心里是否装着听众和百姓！是否能听懂他们的疾苦并愿意为他们去奔波！这也许是一档优秀节目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还应该了解我们绝不仅代表自己。从专业理论研究的层面讲，正是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传播效果。通过主持人使媒体与受众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从大众传播还原到了人际传播的原始阶段，而在所有的传播方式中，这种传播是受制最少、最易达到效果的。所以主持人成为媒体表达亲近性和实现交流感的重要载体，更是媒体人格化的象征。媒体是通过主持人的语言、主持人的视角来表达和确立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来传递自己的价值体系。当我们面对话筒的时候，应该记得我们拥有的话语权是一种社会公权，我们应该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公共价值观，而绝不能以个人好恶左右大众情怀。或从最根本上讲，我们自己应该具有主流价值体系，才会使正确的传播成为自觉的行为。

我们更应该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很好的文化修养及各方面良好素质的人。其实这里我想说的是应该提高和优化我们的传播品格的问题。但正像上面所说到的，不断提高和完善我们自己的品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我们所传播的品格！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大众传播业的变革历程，不管外部形态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从“以传者为中心”逐步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并日益深化的过程。“受众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深刻的影响着媒体。在对受众口味的不断揣摩中，媒体和受众达成了共识：媒体不该高高在上，要注重人，贴近人，关照人，关心人。于是众多完全从受众立场出发所作的尝试不断出现。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以受众为中心”是否意味着要无条件的满足受众的需求？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多种价值观碰撞、多种文化交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受众分层的现实要求也出现了多种情况，其中包括人文精神缺失在内的低俗化现象也日益突出。而我们的媒体也被人这样描述：“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端庄”。甚至中国工人在国外遇袭的事件发生后，竟有媒体让受众通过短信竞猜死亡人数。这甚至已经超出文化或责任的范畴，而是人性的缺失！

当没有人文精神的低俗文化进入媒体，或许可以一时吸引不少眼球，或许能带来某些经济效益。但是，在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和社会良知之后，以责任感为要旨的媒体形象和公信力也将一败涂地，曾经的利益也将一去不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媒介生态变迁、受众需求变化的复杂化，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保有和坚守自省意识和责任担当，不断优化传播品格。

我们还应该做到不浮躁，甚至还要耐得住寂寞。这可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是个突飞猛进、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周围也因此少不了喧嚣和热闹。大家都知道时间太宝贵，所以我们希望一切都快些来。但往往来得快的走得便也匆忙。一档沉淀了深厚人文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好节目是需要我们从眼前短浅的利益面前走开，而沉入自己的内心和节目里；要拒绝不合乎节目价值标准的各种诱惑；要坚守自己的目标，还要有不放弃的精神!

媒体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作为传媒人、广播人，我们需要客观、冷静、还有深刻。如果能常常静下心来，做一点思考，想一想有关责任、文化和价值之类的问题，不管观点有多么不成熟，但总该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吧！   (单美娜)